在现实行政过程中，为实现特定行政目的，行政主体往往相继作出一系列的行为，这些行为之间具有连续性，由此构成的行政过程则体现为动态性。
例如，《求是》杂志曾撰文指出：价值总是具体的、社会的。对此，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批评道：某些科学如果必须忙于从事探讨自己的方法论，就是带病的科学。
[46]而且随着论战时间的拉长，几乎整个中国宪法学队伍都加入了进来，借助媒体和学术平台的公共辩论，批评之声最后逐渐占据优势。[24]因此，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政治合理性。可以说，以我国现行宪法文本和宪法实践为基础，以合宪性民主和程序正义为价值诉求，接纳宪政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立足中国问题，汲取全球智慧，确立宪法学的学术自主性和话语体系，不断增进其理论解释力和指引力，是宪政中国化的必由之路。[50]然而，在如何实施宪法问题上，中国宪法学又出现了某种分歧。[74] 此处借鉴了大桥洋一关于行政法学变革的表述，参见[日]大桥洋一：《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吕艳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
（二）多元时代共识何在？通过上述简单梳理，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其中，70%又是关于选择何种宪法监督制度和建立什么样的宪法监督机构的。此前宪法中常见的敌人形象不复存在。
但是，在这部宪法的序言中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些新规定：保障妇女在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之权利。《自由大宪章》所描绘的人的形象具有强烈的身份属性。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按照1949年《共同纲领》的规定，敌是反动分子，我是强大而有力的人民。
1975年《宪法》的序言写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①祖国大陆则有学者注意到，在现代社会中，法律关于人的观念呈现出从抽象人到具体人、从原子化的人到团体化的人的转变过程。
民国从形式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当政者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维护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同时也要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建国纲领来履行建国职能。按照1978年《宪法》的规定，敌是资产阶级与坏分子，我是无产阶级。在这种复合型的人的形象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法治国原则与社会法治国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前者强调自由人权，与近代宪法的精神一脉相承。就沿袭的一面来看，1978年《宪法》依然规定了阶级的人。
这是因为，一方面有些人也许受到了职业团体的支配或影响，但职业团体的根本使命还是在于维护职业团体内部之个体的利益，而非支配或控制个体，如妇联、工会、行业协会的核心价值仍是在于保护个体利益。譬如，其第4条就规定：各官吏，或其属员，或管狱员，或助理员，延误或拒绝具覆者，或在上列规定各期间内不依令状之规定解送在押人犯者，或经羁押之被告本人或他人请求抄发押票或拘留状而不于6小时内依本律规定抄给者，其主管狱官应科予第一次应处罚金100镑充给各该被告或被害人。这些规定体现了1978年《宪法》对于人的阶级属性的重视，延续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人民三位一体的基本形象。《自由大宪章》第11条规定：凡对犹太人欠有债务者亡故时，其妻应享有其寡妇财产，无须偿还该项债务。
其中，胜利的人民形象、失败的反动分子形象根源于1949年之前的战争及其结果。(6)妇女除有与男子平等权利外，其特殊利益亦应得到照顾。
第50条又规定：劳动者在年老、生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既保留了传统中国人的某些特征(君主、臣民)，也打上了近代西方人的若干印迹(政治自由、财产权利、义务法定、处罚法定等)。
1949年《共同纲领》第7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为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第三阶段的宪法，在继续塑造平等而自由的人的同时，还刻画了一种新的形象———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3)人民有免于愚昧及不健康的权利。因此，探讨西方宪法描绘的人的形象，不妨以这篇文献作为起点。通过考察17-18世纪三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阶段的宪法性文件关于人的规定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在宪法的装饰功能(政治晚礼服功能)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宪法的制定者只想描绘平等而自由的人。
在1679年《英国人身保护法》的世界里，只有人民的自由，只有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的权利，至于刑事犯的其他身份(主教或伯爵之类)已彻底淡化。1949年《共同纲领》的序言写道：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处于工人阶级对立面的其他阶级，显得扑朔迷离，难以坐实。⑩、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3页，第17页。
其中，劳苦民众享有政治权利与自由，代表了某种神圣的、正当的、积极的人的形象。换言之，在《钦定宪法大纲》中，血统化的、身份特殊的君主依然存在。
从这个角度看，《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的人的形象，混合了西方近代宪法中人的形象与传统中国政治制度中人的形象。在执政、建设、发展的理念下，中国共产党需要尽可能增进团结、消除矛盾，需要尽可能扩大统一战线，为此，宪法刻画了一个指涉宽泛的人民形象。既是胜利者，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取代者。其第4条、第5条、第6条规定：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28年以后，民国政府颁布的宪法主要有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及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从层级的角度看，人民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人民的形象依然带有一定的阶级性
法律赋予行政执法者裁量权是要求执法者根据一定的、但难于为硬法确定的规则对法律事实进行判断、衡量，对相应行政监管事务作出决策、决定。而立法规制、司法规制的旨趣更多的是控制裁量权行使的合目的性，防止其违法行使和滥用。
有关食品安全行政执法机关在行使该法授予的行政监管裁量权时，即必须遵循以上立法目的。社会软法规制主要通过社会习俗、社会组织章程和规则、村规民约、舆论导向等构成的外部法治环境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裁量权形成间接制约。
这两种情形：对裁量权的滥行使和乱行使都可称为裁量权滥用，前者为故意滥用，后者为过失滥用。但是，这种手段的运用必须适当和适度。例如，《行政许可法》第8条即明文规定了信赖保护原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在现代社会，行政管理所涉事项往往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
当或然性的程度足以使人们合理地确信，一项判决应当且必须包含某个既定的结论时，我们就把这个结论称为法律。这些规则不是法律的强制性要求。
行政惯例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中长期形成的习惯性规则或做法。裁量基准规制应该说是行政裁量自我规制的典型形式，近几年在各地行政执法中得到广泛运用。
（二）加强、完善自我规制与主动、积极接受外部规制的关系行政裁量自我规制只是行政裁量规制的一种途径。因为硬法既然赋予了行政主体以裁量权，它就不可能再对被授裁量权的行政主体处置相应事务作更进一步的具体明确的规定，或更进一步制定裁量基准式的规则。